明清时期六安茶的朝贡与海上贸易

六安自古产茶,明清为盛。明代六安州开始贡茶,清代因之,六安茶因此享誉明清宫廷。进贡之外,又兴商贸,六安茶由齐、楚、豫、晋诸商转输四方,行销天下。但由于六安邑人耻言工商,制茶技艺落后,丧失了六安茶贸易的主动权,阻碍了六安茶业的发展。

一、六安和六安茶

六安位于安徽西部,古称六,历史悠久。唐、宋以来,称盛唐县,属于寿州或安丰军。清道光《寿州志》说“唐宋史志:,皆云寿州产茶,盖以其时盛唐、霍山隶寿州、隶安丰军也”。元至元二十八年(1291)置六安县,后升为州。明初为六安州,隶属庐州府。洪武四年(1371),改隶临濠府。十五年,复改为庐州府,领英山县。弘治七年增置霍山县,并属六安州。清朝仍其旧,康熙十八年裁六安卫地,并归于州。雍正二年(1724),升六安为直隶州,统英山、霍山二县(英山在民国时划归湖北)。本文所说的六安指的就是六安州及其下辖的英、霍二县。

六安自古产茶《史记》已载“寿州黄芽”,(指的就是霍山黄芽),陆羽《茶经》亦列之,但称为次品。直到明初,六安开始贡茶,品名大振,天下知有六安茶。明朝李东阳、萧显、李士实三人曾有“六茗联句”“七碗清风自六安:,每随佳兴入诗坛。纤芽出土春雷动,活火当炉夜雪残。陆羽旧经遗上品,高阳醉客避清欢。何时一酌中□水,重试君谟小凤团”“□”者为引文(中的缺字)。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把六安茶与吴门之虎丘、天池山介之庙后、明月峡,宜兴之青叶、雀舌、蜂翅,越之龙井、顾渚、日铸、天台、闽之武夷宝庆之贡茶等并列为天下名茶。许次纾《茶疏》称六安茶为江北第一。

六安茶名目花色除黄芽之外,有银针、雀舌、梅花片、瓜片、兰花头、松萝春、雨前毛尖。又产一种野生苦丁茶。

六安茶的主产区为六安州、霍山县,尤以霍山为主。英山茶很少,也无名气,方志不载。六、霍主要的产地有下列诸处:

(东)凤凰冲、倪黄冲、郭家山、康坡畈、毛坦厂、梅子市、北斗岭、单龙寺、桂花园、指封河、东石笋、东樊冲、西樊冲、四顾冲、百丈涧、源口、乌泥河、东溪、西溪、关山、沙望河、杨山寨、楮皮岭、小溪河。

(北)同山冲、九公冲、齐头冲、磨剑冲、范家冲、水晶庵、青石河、龙门冲、独山、麻埠、流波撞、苏口、水磨滩、黄石冲、青龙河、花梁亭、莲花河、茅坪、枫香坪、轩皇岭、观音尖、小河湾、苎麻涧、恶石涧、火烧湾、古碑冲、槐花冲、崩山嘴、河龙集、天竺山、九龙湾、七龙湾、东香花岭、西香花岭。以上州茶地,以源口、天竺山、黄石冲、齐头冲为主。

(南)南岳山、三庙岭、三石岭、佛子岭、大冲口、艨艟湾、大兴湾、鹰窝冲、五溪河、堆谷山、草场河、管家渡、中埠河、老鸦岭、磨子潭、箫蹊窝、扫帚河、云雾尖(西)仙人冲、乌梅尖、清潭沟、六万寨、三道河、诸佛庵、落儿岭、新店河、小乾涧、大乾涧、西石门、下灌园、桃园河、螺蛳店、蔽阴山、挂龙尖、阳山铺、双树冲。以上霍山县的茶地,以仙人冲、黄溪涧,乌梅尖、佛寺、艨艟湾数处为尤佳。本地人以为南乡之挂龙尖、雾迷尖(当同“云雾尖”)所产乃一县之冠。

随着六安茶的名声广著,一些本不是六安茶也被误认为是六安茶。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曾列六安小岘春,称之为极品。小岘是山名即小岘山,此山在合肥县东,不属六安州。又许次纾《茶疏》称六安茶“其实产霍山之大蜀山”。大蜀山在合肥之西。也不属六安州。六安州与合肥都属于庐州府,故易错认大蜀山、小岘山属六安。

二、六安的贡茶

明清时茶法有三;官茶,储边易马,主要限于川、陕、甘等地区;商茶,给引征课;贡茶,则上用也。六安作为内地,其茶首先在上贡,尔后可以销售。

任土作贡,各地不一。明代六安州一州二县土贡分别如下:州贡芽茶47斤;霍山贡芽茶253斤,绢21匹,漆26斤8两;英山贡鹿皮1张,虎皮3张、牛角4副、牛筋1斤、杂兽皮2张、鹅翎10000根、胖袄裤鞋每39副,折银65两零3分。可见,六安贡茶由霍山与六安州共同办理,英山无茶可贡。

明代六安茶的贡额,文献记载不一。乾隆四十六年《霍山县志》卷三“六安州岁贡茶二百袋:,每袋重一斤十二两,明制也。自弘治七年分设霍山县,后随定额分办,州办二十五袋,县办一百七十五袋”,以当时衡制计算,二百袋是350斤。而万历十二年《六安州志》卷三记,州47斤,县253斤,六安州贡茶300斤。又《万历野获编·补遗》卷二“本朝贡茶亦唯闽产最多:

⋯庐州次之,仅三百斤(下略)”。按,庐州府也只有六安州贡茶,。这与《州志》一致,而与《县志》相违。其实二者并不矛盾。《县志》所记是实贡数,而《州志》是应贡数。早在嘉靖初,给事中汪应轸就指出六安贡茶的这一问题“如六安贡茶:,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,此其(礼部)旧例也: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,如岁用六安茶约四百七斤,故三百斤正数不得不加者,此亦旧例。”也就是说,六安贡茶常常是应贡与实贡不一致。据此,可以认为明代贡茶实际在300至400斤之间。大约明前期较少,后期增多。证之于其他地区的贡茶数额,可以看到这一趋势。如福建建宁府贡茶弘治时为1308斤,嘉靖时上供1856斤,万历时上升到2300余斤;又如湖州的顾渚茶洪武时岁贡2斤,永乐时增加到30斤,后为定额,沿至清代。清代初期因袭明代六安茶的贡额。到康熙二十年(1681),六安茶的贡额有了进一步的提高,增加100袋,州37袋,等于64斤12两;霍山县263袋,460斤4两,合计525斤。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又添100袋,共400袋,合700斤。后再有添加贡额,不久取消,乾隆五年后遂以400袋700斤为定额。《清稗类钞》载“礼部主客司岁额,六安州、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,计四百袋,袋重一斤十二两。”此与县志相符,可谓实录。

从贡额的分配来看,六安贡茶绝大部分由霍山措办。清代则全由霍山承办。具体办法乾隆十六年的《六安州志》卷五载之甚详“原办茶例系茶户各备本色交官起解。后缘民办色:类错杂,驳换迟慢。康熙37年知州王廷曾准士民请,始定官征官办,州及霍邑俱按茶户征银购买。因霍茶胜州茶,故知州将茶课银两发交霍邑并办。取雨前极品一枪一旗,依法择制,限谷雨后十日起解。至期霍邑备齐送州,知州具本拜进解官,州县巡检轮流递年详委”。茶本六、霍并产,而贡茶专由霍山,茶又以六安命名。所以,霍人忿忿说“霍殚其力,六享其名”。光绪《霍山县志》卷四对此解释为“产茶之地东山最早:,而东山皆属州境,每年大府荐新及本县贡品率皆州民于雨前赴县售卖,霍产悉出西南,迟在雨后。故不及入贡,则茶之专名六安,亦纪实也”,质之实际,明清时期六安贡茶一直由霍山承担绝大部分或全部。雨后不及贡之说,难以成立。真正的原因应是,六安贡茶在霍山置县之前就已有之,后贡茶虽产于霍山,但霍山是六安州的属县,贡茶仍以州的名义上解,因此称六安贡茶。不过,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,还是六、霍并提,贡茶合办。现存清代内阁档,有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“移会”,上面记载“六安、霍山二州、县；乾隆五十五年分岁贡芽茶四百袋七百斤”。明确称七百斤茶由六、霍分办。

六安贡茶的数量不是最多,它的品味却颇得明清宫廷的喜好。嘉靖初的汪应轸说,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,酱房、内阁所用之茶,俱是六安茶。其不足,则用常州茶等。[9]明万历时太监刘若愚追记宫中“饮食好尚”“茶则六安松萝、天池、绍:兴茶、径山茶、虎丘茶也”,六安茶名列首位。清代六安茶的贡额也增加近半,仍为内廷日用必备之物。例如,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每月例用六安茶14两、天池茶8两;贵人每月六安茶7两、天池茶4两。

三、六安茶的贸易

六安茶的贸易在明清时期很兴盛。每当采茶时,男妇错杂,歌声满谷,日夜力作不休。校尉、寺僧、富商大贾,骑纵布野,倾橐以往,百货品集,列市开肆,妖冶招摇,为山中盛事。乾隆十四年《六安州志》说霍山“地瘠民贫,近县里皆种茶⋯⋯民惟赖茶为生,自春徂夏,商贾辐辏。”通过商贸,明清时六安茶已分销大江南北,明人许次纾《茶疏》说“:(六安)茶生最多,名品亦振,河南山陕人皆用之;南方谓其能消垢腻、去积滞,亦其宝爱。”清光绪三十六年《霍山县志》卷二更详细地描绘出六安茶的运销路线:

“货之属茶为第一⋯⋯南乡之雾迷尖、挂龙尖二山左右所产为一邑最。采制既精价亦倍于各乡,茶商就地收买,倩女工捡提分配花色,装以大篓,运至苏州。苏商薰以珠兰、茉莉,转由内洋至营口,分售东三省一带。亦有与徽产出外洋者;次则东北乡与西南近城一带,多北运至亳州,及周家口,薰以茉莉,转销京都、山西、山东;而西乡自土地岭以西迤俪而南,茶味厚、微苦、枝干粗大,采焙不精,皆清齐茶商于大化坪、五溪河收买,运销山东一路;诸佛庵以北数保则由土人运潮枝至州境之流波硐,西商收买,自行焙制,运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处;极西之九五保,所出既微,味制俱逊,多为鄂人收买。”

诸商足迹遍天下,六安茶也因此行销海内,成为各地人生活的必备品。清初人宋起凤《稗说·品茶》“⋯⋯白门之家多:嗜六安(茶)而不蓄他制,为六安能养胃气。故江淮河朔以逮山右咸嗜贡尖,他不重。贡尖者,六安(茶)中□。”“□”者为(引文中的缺字)明清以来的小说可以佐证。《金瓶梅第二十三回提到,西门庆家的妇人们喝的就是六安茶。《红楼梦》四十一回说,贾母来到拢翠庵,妙玉捧出的茶起初也是六安茶,只是贾母不喜好,又换了老君眉。《醒世因缘传》第九十四回,韦美收拾一些干菜、盐笋和六安茶,作为路上备用的物品。幽怨独立的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中也写到一位杨小姐从六安带来了十斤茶。

六安茶的贸易中,存在二个重严的问题,值得注意。一是经营主动权操之于外商之手,奸商与高利贷者控制了六、霍的茶市。六安地处内地山中,闭塞隔绝,土俗耻言工商。清同治十一年的《六安州志》卷四云“⋯工作技艺非土著所长。

凡宫室器具,悉取办于外郡,故城市村墟就食者所在多有商,所货粟米、竹木、茶、耳、药草诸物⋯土居无与贩者。”当地人拱手茶市,燕、齐、楚、豫等省的商贾便千里挟资而来,诸贾挟赀投行预质,牙侩负诸贾子母。即利用高利贷,控制茶行商贩。于是茶行为偿还其本、利,每刻削茶户;或者诸贾将所带银两重新熔铸成低成色,蒙骗茶农;乾隆时有用制钱,以防诈伪。但茶商付款折扣,买茶叫价是银两,再折成钱文,最后折成银圆实付。每次折算,或贬值,或抹零,总是茶农吃亏;或者多取样茶。茶农售茶,每袋需揭开袋口,让检样手从中取样品议,一般每百斤取二斤。样茶在成交时,例不过称,留归茶行。但六、霍农茶往往被多取,视正茶不啻十分之一也就是说,样茶达十斤。这些样茶留行后,茶行与诸贾均分;或者利用雄厚的资金,把持市场,操纵茶价,或借口少数茶农、小贩搀杂老茶、加水潮叶,茶商总是压低茶价。光绪时每斤茶不过银钱余,贱时才七八分。所以,每茶市罢后,茶贾以轻价获重货,捆载而归,牙侩亦饱囊兜,而茶户终年拮据,不免竭赀腹,终叹罄悬。

第二个问题是六安茶焙制加工的技艺落后原始。许次纾《茶疏》“顾彼山中不善制法:,就于食铛大薪焙炒,未及出釜,业已焦枯,讵堪用哉。兼以竹造巨笱乘热便贮,虽有枝紫笋,辄就萎黄,仅供下食,奚堪品斗?”《考　余事》说六安茶品亦精,但不善炒,不能发香而味苦,茶之本性实佳。于是,很多茶商就地收买茶草,根据销售区域的饮食好尚,自己进行加工。如苏州商薰以珠兰、茉莉,销往亳州等地半薰以茉莉。六安、霍山提供的茶叶只是类似原料的初级产品。其价值当然低糜。

早在17世纪、18世纪日本、英国、印度等地已经利用机器烘制茶叶,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。到十九世纪后期,国际茶叶市场已被西方控制,华商茶叶出口的黄金时期不复存在。中国一些商人(如徽商)也开始引进烘茶机器。而六、霍之地手工制茶的落后局面一直未有改变。手工制作,工最为勤苦,日采摘夜炒焙,兼旬不能安枕。人力不足,又须顾客工,茶值稍昂,犹可相偿。军兴后厘捐日益浮费、繁多,商人成本既重,则转而抑减民值。制作技艺的落后,最终受害的还是茶户。茶户的贫困,难以有资金来改善生产技术。六安茶业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举步为艰。针对上述的问题,光绪时六、霍邑人发出了倡议,如能集股设公司,精其制造,则利全操之在我,诸弊不禁皆除。但也仅仅是倡议而已,未能赴诸行动。于此可见近代以降六安茶业衰败的一、二原因。

明清时期六安茶的上贡与贸易,使六安茶闻名天下。而这一切是在畸形的背景下展开的。贡茶是封建政治特权对六、霍地区经济的掠夺,贸易则是高利贷资本对六、霍茶业的盘剥。六安茶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诚如《霍山竹枝词》所云“春雷昨夜抱金芽:,雀舌银针尽内衙。柳外龙旗喧鼓吹,香风一路贡新茶,近城百里尽茶山,估客腰缠到此间。新谷新丝权子母,露茶摘尽泪潸潸。”

所幸的是,六安茶在行销天下的过程中,明清文人录之于笔记、小说,六安茶因此具有了文化的底蕴,获得了一笔无形的资产。因为农业名牌的创立,离不开文化的介入。